子夜四时歌六首 其二 冬歌

岁暮阴阳催短景，天涯霜雪霁寒宵。
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
野哭几家闻战伐，夷歌数处起渔樵。
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事依依漫寂寥。(版本一)

岁暮阴阳催短景，天涯霜雪霁寒宵。
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
野哭千家闻战伐，夷歌数处起渔樵。
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事音书漫寂寥。(版本二)

　　全诗写冬夜景色，有伤乱思乡之意。首联点明冬夜寒怆；颔联写夜中所闻所见；颈联写拂晓所闻；末联写极目武侯、白帝两庙而引出的感慨。

　　开首二句点明时间。岁暮，指冬季；阴阳，指日月；短景，指冬天日短。一“催”字，形象地说明夜长昼短，使人觉得光阴荏苒，岁月逼人。次句天涯，指夔州，又有沦落天涯之意。在霜雪刚停的寒冬夜晚，雪光明朗如昼，诗人对着凄凉寒怆的夜景，不由感慨万千。

　　“五更”二句，承次句“寒宵”，写出了夜中所闻所见。上句鼓角，指古代军中用以报时和发号施令的鼓声、号角声。晴朗的夜空，鼓角声分外响亮，正是五更天快亮的时候，诗人忧愁难眠，那声音更显得悲壮感人。这就从侧面烘托出夔州一带也不太平，黎明前军队已在加紧活动。诗人用“鼓角”二字点示，再和“五更”、“声悲壮”等词语结合，兵革未息、战争频仍的气氛就自然地传达出来了。下句说雨后天空无尘，天上银河显得格外澄澈，群星参差，映照峡江，星影在湍急的江流中摇曳不定。景色是够美的。前人赞扬此联写得“伟丽”。它的妙处在于：通过对句，诗人把他对时局的深切关怀和三峡夜深美景的欣赏，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，诗句气势苍凉恢廓，音调铿锵悦耳，辞采清丽夺目，“伟丽”中深蕴着诗人悲壮深沉的情怀。

　　“野哭”二句，写拂晓前所闻。一闻战伐之事，就立即引起千家的恸哭，哭声传彻四野，景象凄惨。夷歌，指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歌谣。夔州是民族杂居之地。杜甫客居此地，渔夫樵子不时在深夜传来“夷歌”之声。“数处”指不只一处。这两句把偏远的夔州的典型环境刻画得很真实：“野哭”、“夷歌”，一个富有时代感，一个具有地方性。对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来说，这两种声音都使他倍感悲伤。

　　“卧龙”二句，诗人极目远望夔州西郊的武侯庙和东南的白帝庙，而引出无限感慨。卧龙，指诸葛亮。跃马，化用左思《蜀都赋》“公孙跃马而称帝”句，意指公孙述在西汉末乘乱据蜀称帝。杜甫曾屡次咏到他：“公孙初据险，跃马意何长？”（《白帝城》）“勇略今何在？当年亦壮哉！”（《上白帝城二首》）。一世之雄，都成了黄土中的枯骨。末尾一句说，人事与音书，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。结尾二句，流露出诗人极为忧愤感伤的情绪。清代沈德潜说：“结言贤愚同尽，则目前人事，远地音书，亦付之寂寥而已。”（《唐诗别裁》）像诸葛亮、公孙述这样的历史人物，不论是贤是愚，都同归于尽了。现实生活中，征戍、诛掠更造成广大人民天天都有死亡，作者眼前这点寂寥孤独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这话看似自遣之词，实际上却充分反映出诗人感情上的矛盾与苦恼。“志士幽人莫怨嗟，古来材大难为用！”（《古柏行》）“英雄余事业，衰迈久风尘。”（《上白帝城二首》）这些诗句正好传达出诗中某些未尽之意。前人认为此诗“意中言外，怆然有无穷之思”，是颇有见地的。

　　此诗向来被誉为杜甫律诗中的典范性作品。诗人围绕题目，从几个重要侧面抒写夜宿西阁的所见所闻所感，从寒宵雪霁写到五更鼓角，从天空星河写到江上洪波，从山川形胜写到战乱人事，从当前现实写到千年往迹。气象雄阔，有上天下地、俯仰古今之概。明代胡应麟称赞此诗：“气象雄盖宇宙，法律细入毫芒”，并说它是七言律诗的“千秋鼻祖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　　李商隐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，创作了占他全部诗篇七分之一强的史诗，它们扩展了传统咏史诗的涵义，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，探索了咏史诗新的手法，将其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臻于和谐统—，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他的咏史诗不仅咏古况今，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，而且借古讽今，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。同时还借题寄慨，委婉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。相对于一般诗人对时政的深沉感慨，李商隐的诗作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。

　　这首诗的第一句是说，回顾以往的朝代，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，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。

　　第二句是两个典故，第一个是琥珀枕，南朝一个皇帝在四处征战的时候得到一个非常名贵的琥珀枕，但他将琥珀枕捣碎了给战士敷。第二个是齐桓公，当年齐桓公和另一个君主相遇，那个君主有很多车，每一俩车都有一颗非常大的珍珠，那个君主为此非常自豪视之为奇珍，但齐桓公说他有人才，那才是他的宝物。这一联是说明人才的重要性。

　　第三句也是两个典故。青海马是指能担当军国大事的人才，蜀山蛇指亡国的祸胎（当年蜀国因为五壮士拔蛇而蜀路开，导致了蜀国灭亡），这两句话其实有种国家灭亡也隐隐有天意的意思。义山其实很矛盾，他虽然知道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。”，但当时是唐文宗很有雄心壮志的，可惜被家奴所制，抑郁而亡，所以义山也无法解释为何国家会走向衰败，所以他只能将其解释为天意。

　　最后一句的南薰曲是当年舜唱的《南风歌》，一唱而天下太平，几人曾预南薰曲的意思就是没人再听到舜的《南风歌》了，意思便是天下将打乱。苍梧是舜埋葬的地方，翠华是皇帝仪仗中顶上的华盖，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，国家如此衰败，不复当年尧舜之风了。

　　这首诗，诗人根据历史兴亡的史实，概括为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”。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，包含着深刻的用意，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。在兴亡系于何人的问题上，尽管李商隐受时代的局限，还只能将理乱的命脉系于帝王，但在他的诗中，大都是指责他们败乱国家的。因此这种揭露更有进步意义。

　　汪中《述学·内篇》说诗文里数目字有“实数”和“虚数”之分，近世学者进而谈到诗中颜色字亦有“实色”与“虚色”之分。高适在这首诗中写景就有“虚景”与“实景”之分，他用明快、秀丽的基调，丰富奇妙的想象，实现了诗、画、音乐的完美结合，描绘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塞外春光图，使这首边塞诗有着几分田园诗的风味。

　　此诗写塞上闻笛而生乡关之思，但首先却展现出冰雪铺凝的广袤胡天，然后再在明月与戍楼之间托出羌笛之声，在荒漠塞外与故乡春色的鲜明反差之中透露出缕缕乡思。但这乡思却略无哀怨，而是随着一夜风吹渗满整个关山，以可见的壮伟景观的实态体现出巨大的内在显现力与艺术包容力。

　　前二句写的是实景：胡天北地，冰雪消融，是牧马的时节了。傍晚战士赶着马群归来，天空洒下明月的清辉。开篇就造成一种边塞诗中不多见的和平宁谧的气氛，这与“雪净”“牧马”等字面大有关系。那大地解冻的春的消息，牧马晚归的开廓的情景使人联想到《过秦论》中一段文字：“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”，则“牧马还”三字似还含另一重意味，这就是胡马北还，边烽暂息，于是“雪净”也有了几分象征危解的意味。这个开端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开朗壮阔的基调。

　　在如此苍茫而又清澄的夜境里，不知哪座戍楼吹起了羌笛，那是熟悉的《梅花落》曲调啊。“梅花何处落”是将“梅花落”三字拆用，嵌入“何处”二字，意谓：何处吹奏《梅花落》？“梅花落”本为羌笛声，但仿佛风吹的不是笛声，而是落梅的花瓣，它四处飘散，一夜之中和色和香洒满关山。诗的三四句与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”（李白《春夜洛城闻笛》）意近，是说风传笛曲，一夜之间声满关山，其境界很动人。

　　三四句之妙不仅如此。将“梅花落”拆用，又构成梅花开满关山的虚景，呼应雪净月明的实景，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内心思念家乡的强烈感情。仿佛风吹的不是笛声而是落梅的花片，它们四处飘散，一夜之中和色和香洒满关山。这固然是写声成象，但它是由曲名拆用形成的假象，以设问出之，虚之又虚。而这虚景又恰与雪净月明的实景配搭和谐，虚实交错，构成美妙阔远的意境，这境界是任何高明的画手也难以画出的。同时，它仍包含通感，即由听曲而“心想形状”的成分。战士由听曲而想到故乡的梅花（胡地没有梅花），而想到梅花之落。句中也就含有思乡的情调。不过，这种思乡情绪并不低沉，这不但是为首句定下的乐观开朗的基调所决定的，同时也有关乎盛唐气象。诗人时在哥舒翰幕府，同时所作《登陇诗》云：“浅才登一命，孤剑通万里。岂不思故乡，从来感知己”，正是由于怀着盛唐人通常有的那种豪情，笔下的诗方能感而不伤。

　　这首七言绝句，由雪净月明的实景写到梅花纷飞的虚景，虚实相生，搭配和谐，共同营构出一种美妙阔远的意境。诗中的思乡之情含蓄隽永，委婉深沉，令人咀嚼不尽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“三良”事最早见于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。据《左传》鲁文公六年载，“秦穆公任好卒，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，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，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”此后史家、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，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，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，三良自愿殉葬；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、个体生命价值的，如陶渊明、苏轼等等。

　　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。前十句为第一层，是就三良来说。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，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、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。应该说，这与《黄鸟》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。《黄鸟》首章云：“交交黄鸟，止于棘。谁从穆公，子车、奄息。维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临其穴，惴惴其栗。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。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”。清马瑞辰曰：“诗以黄鸟之止棘、止桑、止楚，为不得其所，兴三良之从死，为不得其死也。棘、楚皆小木，桑亦非黄鸟所宜止，《小雅·黄鸟》诗‘无集于桑’是其证也。”马说甚是。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“临其穴，惴惴其栗”，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，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。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，也是有所本的。汉末王粲《咏史诗》论三良之死曰：“结发事明君，受恩良不訾。临末要之死，焉得不相随？……人生各有志，终不为此移。同知埋身剧，心亦有所施。”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。二诗对照，无论是“束带值明后”与“结发事明君”的细节描绘，还是“生时亮同体，死没宁分张”与“人生各有志，终不为此移”的死亡价值判断，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。究其原因，王粲《咏史诗》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，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，故宣扬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精神，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。而柳宗元《咏三良》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，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，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。其《读书》一诗云：“幽沈谢世事，俛默窥唐虞。上下观古今，起伏千万途。遇欣或自笑，感戚亦以吁。”《咏史》之咏叹燕昭王、乐毅，《咏三良》之批判秦康公，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。其《冉溪》诗云：“少时陈力希公侯，许国不复为身谋。”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，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，使得“人情大悦”，政局为之一新。“生时亮同体，死没宁分张”，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。

　　然而若撇开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的政治隐喻不谈，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，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。陶诗虽亦有“出则陪文舆，入必侍丹帷。箴规向已从，计议初无亏”的描述，但“忠情谬获露，遂为君所私”与“厚恩固难忘，君命安可违”的议论，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。事君以忠，为君所赏，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，但若过于忠诚，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，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。渊明说“忠情谬获露”，“谬”字真是深可玩味：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，“君命安可违”实乃“君命不可违”。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。人才乃国之公器，非国君的一己之私，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这直接启发了苏轼《和〈咏三良〉》“我岂犬马哉？从君求盖帷”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“杀身固有道，大节要不亏”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。宗元《咏三良》诗在这一点上，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。

　　《咏三良》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，是就秦康公来说。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，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，朱熹即云：“史记秦武公卒，初以人从死，死者六十六人。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，而三良与焉。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，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。于是习以为常，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。”在中原地区人看来，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，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，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。穆公死后，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，晋、楚相继称霸，这和穆公以贤殉葬、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。《左传》中“君子”即言：“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，死而弃民。先王违世，犹诒之法，而况夺之善人乎？……今纵无法以遗后嗣，而又收其良以死，难以在上矣。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。”宗元所论正是本此。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，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，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。《左传》鲁宣公十五年记载：“魏武子有嬖妾，无子。武子疾，命颗曰：‘必嫁是。’疾病则曰：‘必以为殉。’及卒，颗嫁之，曰：‘疾病则乱，吾从其治也。’”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。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，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。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，却没有康公的声音，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，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，康公命令他们不死，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，而且还可赢得人心，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，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康公如果选择沉默，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。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。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，然而倘若仔细研究，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。

　　首先，如前朱熹所言，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，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，没有与时俱进。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，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。

　　其次，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：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，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，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，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，在“父没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的春秋时期，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，无可厚非。当然，康公以三良殉葬，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，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（他本可以挽救的），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，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。不过宗元说“吾欲讨彼狂”，称康公为狂乱之人，大加讨伐，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。苏辙以为：“然三良之死，穆公之命也。康公从其言而不改，其亦异于魏颗矣。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。”与宗元一样，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，自然也谈不上“了解之同情”了。

　　再次，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，如前所述，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。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“从邪陷厥父”。这里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。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，康公如果改变父命，这无疑是正确之举。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，就诗歌本身来说，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，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，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，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。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。

参考资料：

避贤初罢相，乐圣且衔杯。
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。

　　这首诗通过反语、俚语和双关语，描写了自己罢相之后的感受，深刻地讽刺了奸臣弄权和小人谄媚的官场状况。

　　“避贤初罢相，乐圣且衔杯。”两句是说自己的相职一罢免，皇帝乐意我给贤者让了路，我也乐意自己尽可喝酒了，公私两便，君臣皆乐，值得庆贺，那就举杯吧。“避贤”是成语，意思是给贤者让路。“乐圣”是双关语，“圣”即圣人，但这里兼用两个代称，一是唐人称皇帝为“圣人”，二是沿用曹操的臣僚的隐语，称清酒为“圣人”。所以“乐圣”的意思是说，使皇帝乐意，而自己也爱喝酒。显然，把惧奸说成“避贤”，误国说成“乐圣”，反话正说，曲折双关，虽然知情者、明眼人一读便知，也不失机智俏皮，但终究是弱者的讥刺，有难言的苦衷，针砭不力，反而示弱。所以作者在后两句机智地巧作加强。

　　“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。”则是作者关心亲故来赴宴的情况。这在结构上顺理成章，而用口语写问话，也生动有趣。但宴庆罢相，事已异常；所设理由，又属遁词；而实际处境，则是权奸弄权，恐怖高压。因此，尽管李适之平素“夜则宴赏”，天天请宾客喝酒，但“今朝几个来”，确乎是个问题。宴请的是亲故宾客，大多是知情者，懂得这次赴宴可能得罪李林甫，惹来祸害。敢来赴宴，便见出胆识，不怕风险。这对亲故是考验，于作者为慰勉，向权奸则为示威，甚至还意味着嘲弄至尊。

　　倘使这二句真如字面意思，只是庆贺君臣皆乐的罢相，则亲故常客自然也乐意来喝这杯酒，主人无须顾虑来者不多而发这一问。所以这一问便突兀，显出异常，从而暗示了宴庆罢相的真实原因和性质，使上两句闪烁不定的遁辞反语变得倾向明显，令有心人一读便知。作者以俚语直白写这一问，不止故作滑稽，更有加强讥刺的用意。

　　由于使用反语、双关语和俚语，这诗蒙有插科打诨的打油诗格调，因而前人有嫌它过显不雅的，也有说它怨意不深的。总之是认为它并未见佳。但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写到李适之时却特地称引此诗，有“衔杯乐圣称必贤”句，可算知音。而这诗得能传诵至今，更重要的原因在事不在诗。由于这诗，李适之在罢相后被认为与韦坚等相善，诬陷株连，被贬后自杀。因而这诗便更为著名。

参考资料：